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潘飞翔

君子无故,玉不去身;壶佛一体,禅茶一味。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明清朱泥壶的发展历程与署款文化(黄健亮)  

2016-08-09 10:15:24|  分类: 【紫砂赏玩】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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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在玩赏宜兴紫砂壶的过程中,常有一种感觉:紫泥壶是“他”,是He;朱泥壶是“她”,是She,这种情感投射,当然其来有自。

就用途而言:紫泥是宜兴茶具的主流派,蕴于甲泥之中,又称“岩中岩”,其胎骨坚致,可独自成大器;朱泥则属非主流派,深藏于泥矿底层,矿形琐碎,需经手工挑拣,古谓“未触风日之石骨”,不利独自成陶,通常用作器表化妆土。

就色泽而言:紫泥色相沉郁稳重,庄严凝练,宛如玄铁重刀;朱泥色泽红艳活泼,娇妍多姿,犹如柳叶软剑。

就泥性而言:紫泥成型较易,坯体烧成率较高,窑温宽容度亦大;朱泥成型工艺难度较高,成品率约仅七成,泥性甚娇甚挑。

就触感而言:紫泥胎身气孔结构较疏松,器表触感较明显;朱泥颗粒细腻,器表透明度佳,触感平滑。

就声音而言:弹指扣之,紫泥音频较沉郁,共振性稍低,彷若男音;朱泥音频相对较高,共振性佳,犹似女声。

就式度而言:紫砂器形貌多变,或方或圆,或光或花,体多大方,容量较大;朱泥器形制较少,多为光素几何形,造形趋于纤秀,容量较小。

就地域而言:紫泥素为江南主流,一脉传承五百年,不绝如缕,近代更于港台汇成波澜;朱泥虽根柢深植宜兴,但个性活跃,每于域外带动风潮,如十七世纪中叶起,外销欧洲的“红色瓷器”。再如清同治以后,轰动东瀛茶陶两界的“朱泥烧”;以及从明末至民初,在闽南沿海,乃至南洋一带,所掀起的“水平壶”红色风潮。更值得注意的是,朱泥器所鼓动的红色流行风,每每引起欧洲、日本、潮汕、台湾陶人以各种方式加以临摹仿制,进而启发了当地的壶艺、茶风。

一、明清朱泥壶考证的雾区

二十世纪末叶,宜兴紫砂茶具在港台备受青睐,不论紫泥、朱泥、绿泥、段泥,俱成为茶客壶人的府藏珍爱。与此同时,对紫砂陶器的研究亦受到重视,成为显学。在研究探讨的过程中,当代作品一辨真伪,二评工艺成就,三论典藏价值,基本上问题不大。明清紫砂器则因历来作伪高手多,真赝之判较具挑战性,然紫砂陶史不过五百年,虽史料有限,却也不致考据无门。加上紫砂器的署款文化是历代工艺美术作品中较为罕见的,这种传承相当程度地深化了紫砂器的人文底蕴,更增添了后人的收藏乐趣,许多明清紫砂器的真伪鉴别,也往往是依附着器身款识而开启。反倒是明清朱泥壶的考证,面临了微妙的态势,以今日收藏家们的眼力与经验法则,对朱泥古壶的断代辨伪,大体已能形成共识,争议有限,然而对朱泥陶人们的考证,却不易找到着力点。因为同样系出宜兴的朱泥壶却因为自成一格的署款文化,形成“大彬”、“孟臣”比比皆是的盛况,几乎无法将一般砂壶的鉴赏准则转移、延用,形成了考证上不易突破的“雾区”。

无怪乎,初入此道者往往迷惑于:为何在朱泥壶的世界里,孟臣、逸公、大彬的作品如此丰盛?而孟臣高寿三百尚能制壶!大彬死后照样可以制器题铭!其实,这个特殊的“行规”已绵延三百余年,早就成为朱泥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份了。所以我们不妨换个角度来看,诚如奥玄宝所言:“然壶本玩具也,玩具之可爱在趣不在理……择其善者皆取之……知理知趣是为上策。”准此,则朱泥小壶能考之有据者,是谓理趣兼得;若未能如愿者,也不妨好好欣赏其逸趣之所在。其实,透过各类资料的整合,我们还是可以大略掌握明清朱泥壶的脉络,这位红姑娘尚不致于“不可理喻”,反而应是“理趣兼具”的。

更何况,朱泥壶的署款文化是传之有年的习俗与行规,此与古今作伪谋利者所涉之“道德”问题,在动机上有着截然不同的差异。

二、当朱泥壶遇见工夫茶

要认识朱泥壶的署款文化,首先要了解她的历史与文化背景。就明清两代紫砂壶的分布情形来看,紫砂壶(当然亦包含若干的朱泥及各色砂壶)较集中于南京、上海、苏杭等江南人文荟萃之处,且多为传世品。虽在历来战乱折损甚多,但因从业陶人较多,数量相对亦多。朱泥小壶则多见于闽南及广东潮汕沿海,由于传世的明清朱泥壶多已毁于战乱与文革时期,(少部份晚清制器近年陆续由海外回流),但因闽南地区向有物器陪葬之俗,部份老壶在地底下幸免于战祸,所以目前朱泥古壶多以出土器比例较高。但近十年来因建设开发及非法盗墓频仍,迄今出土器已日渐稀少,且质量俱衰,或多破损,高档朱泥壶已可遇不可求。为了探索个中玄妙,笔者曾往访闽南工夫茶区实地了解,并与第一线的文物贩子接触,发现朱泥古壶出土的两种主要途径:一是开路建基出土,二是盗墓所获。前者通常并无相关纪年资料(有些是文革动荡期间埋入地底);后者因其非法性,更无法提供如墓志等考据资料。遗憾的是,随着出土器的日渐稀少(事实上,许多地区的墓葬早已十室九空),藉由墓志纪年来考证文物的“学术派”正统作法,只怕希望渐微。

朱泥壶产于宜兴,制于宜兴,殆无疑问,但在历史的冥冥安排中,她有点像是王昭君,先后被派去欧洲、日本、南洋等地进行文化输出。既要踏出国门,远嫁异域,那东南沿海的港口如厦门、汕头自是必经之路。这条始于明末,从江苏宜兴、上海到福建、广东沿海的“红陶之路”几经兴衰,也造就了宜兴朱泥壶与闽南茶文化结下不解之缘的远因。工夫茶区之所以特别崇宜兴所产朱泥小壶,除了她的殷红胎色象征吉祥喜气,也因朱泥不宜独制大器,恰恰符合工夫茶壶“宜小不宜大”的概念。这同时说明了为何紫泥、黄泥、段泥壶相对较少在工夫茶区出现的原因。

在茶文化中,东南沿海盛行的“工夫茶”堪称中国最古老的茶道之一。工夫茶的发源地在潮州,据史载,早在北宋时期,潮人便以能饮且善于饮茶之道著称。就像宜兴紫砂壶的滥觞一样,明太祖下诏废除龙团凤饼茶,无异就像解除了砂壶与散茶的戒严令般,直接刺激了茶的平民化与相关产业、器具的蓬勃发展。明万历时期,一方面紫砂壶的声名已远播宇内,另方面工夫茶俗已风靡闽南、广东等沿海地区,这两股茶与壶的风潮随着商贾、官吏的迁移,陆续在东南沿海融汇,相激相荡,并且迅速取代瓷壶、茶盏,以“世间茶具称为首”之姿,与工夫茶俗紧密结合。

1987年,考古学家在盛出朱泥壶的福建漳浦县盘陀乡庙埔,发掘出明万历38年入葬的明户部尚书卢维祯夫妇合葬墓,其中有一件“大彬”款紫砂壶(此壶经南京博物院宋伯胤等学者断为大彬真迹,现藏福建博物馆)。此壶盖沿已见磨损,显系入葬前已被使用一段时日。壶高ll公分,约为今人所谓之中壶,比入清以后日趋小巧的水平小壶为大。此一发现的部份意义为:一、对照宜壶的形制演变,此壶正是大彬制壶由大趋小的部份历程。二、紫砂壶在滥觞不久后的万历年间便已走入闽南。三、紫砂壶初入闽南是由贵族为媒介,且属上层社会的奢侈品,非寻常人家可用。

经历近千年的发展,饮茶活动在清代早已是遍及社会各阶层的重要休闲项目,尤其是在闽南的工夫茶区,茶更具备不可或缺的社交功能。有趣的是,迥异于紫砂文人壶将诗文题于壶身的作法,朱泥壶因壶身较小,不宜题作,遂将此风转移至壶底,例如逸公款梨式壶刻有“谈笑有鸿儒”,(此语出自唐刘禹锡《陋室铭》,下句为“往来无白丁”。)朱泥掇球壶底刻“明月三人太白杯”,(典出诗仙李白的“举杯邀明月,对影成三人”只不过现下是以茶代酒,取其诗意也。)此外如“香引玉人来”、“高朋满座”、“知君于此景”、“诗人作伴、文士同居”等句,皆是反映着以茶会友的社交心态;当然也印证了朱泥壶缘自宜兴紫砂文化的血缘关系。

既是友人相聚,免不了要在茶余饭后,对茶壶品头论足一番,因而发展出对宜兴茶具的主流评价与使用心得。如李渔《杂记》“凡制砂壶,其嘴务直,购者亦然。一曲便可休,再曲则称弃物矣。”《阳羡茗壶系》“壶供真茶,正在新泉活火。旋瀹旋啜,以尽色声香味之蕴。故壶宜小不宜大,宜浅不宜深,壶盖宜盎不宜砥。”这些主流价值深深左右着宜兴陶人的制壶观念,影响深远。据史载,明末紫砂壶的容量由大趋小已是一种共识,如李茂林、李仲芳父子、陈子畦、沉君用等,无不是亲自实践者,这种与茶文化的互动是全面且实际的。尤其华南素有饮用浓茶之风,势必从实用的角度,对宜壶由大趋小的运动产生影响。入清以后,工夫茶更是要求“壶小如香橼”(袁枚《随园食单·武夷茶》)、“壶之采用,宜小不宜大,宜浅不宜深”(翁辉东《潮州茶经》)。以现代行销理论观之,这正是受“消费者导向”影响的必然结果。

三、达官显贵对紫砂器的热衷追求

至于在工夫茶区,紫泥壶与朱泥壶这两支系出同源的佳器,彼此之间的竞逐又是如何?从闽南一地历来出土的田野经验看来:自明万历起至清初应是以紫泥壶为主力,至清中期渐渐淡出;而朱泥壶则自清初渐增,过清中期以后达到全盛,并延续到二十世纪初。两者交叉重叠区隐约出现在清初至清中时期。就容量上的比较,两者皆大致吻合:清初大于清中,清中又大于清末的递小趋势。

在明清朱泥壶出土档案中,最具代表的首推“陈鸣远朱泥壶”的出土。1990年夏天,福建省漳浦县,离大彬壶出土处不远的南坑村有一古墓被盗掘。此墓为清干隆23年入土的蓝国威墓(蓝氏为康熙60年贡生,殁于干隆年间)。在当地公安的追查下,盗墓者交出所获文物,其中最具研究价值的首推底刻“丙午仲夏,鸣远仿古”的朱泥壶(此壶亦经南博考古学家断为鸣远真迹标准器),此外尚有“若深珍藏”款青花小瓷杯四件,及锡罐一个,里面装有题名“素心”的茶叶若干。这些器具都是工夫茶最讲究的精品,不但说明了墓主饮茶的嗜好与品味,更具体记录了雍干时期的茶俗风尚。特别值得探究的是:此壶所落的“鸣”、“远”两枚阳文篆字小章,采用上圆下方的印章格式,这与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数件干隆皇帝御诗茶具上“干”为圆章,“隆”为方章的格式相同,两者年代相近,款式相仿。这类上圆下方的二字章似乎是在雍干时期才开始出现的,同期并有“荆溪”、“邵旭茂制”等上圆下方印式。这种“右侧题诗文,左侧钤圆方二章”的格例是否为陈鸣远朱泥壶的标准格式?虽未可知,但显然自干隆以后的历代朱泥陶人常常援引此式,制作出如“时”“大彬”、“惠”“孟臣”等款识的朱泥壶。

无疑地,达官显贵对紫砂器的追求与喜好,是宜兴壶跨进工夫茶系的重要媒介。福建博物馆王文径馆长在《闽南出土紫砂壶侧记》一文中,写道:“从明代嘉靖年间到清初(闽南地区)曾出现过一个特殊的繁荣时期……仅漳浦一县,从嘉靖至崇祯年间就有一百廿几人‘进士及第’……至清初……漳浦也先后出现了三百多个五品以上的武将……”。就社会文化层面来看,清康雍以后,世局早趋安定,正值太平盛世,士大夫之间品茗玩物之风甚炽,越是上层阶级的人,对茶器越为讲究,“名人配名壶”,就像今日名流显要追求的名车名表般,已然成为社会地位、声望品味的表征。况且以东南沿海对工夫茶艺的讲究程度,世间茶具之首的紫砂壶自是达官贵人的必备门面。

吴梅鼎《阳羡茗壶赋》:“一瓷罂耳,价埒金玉,不几异乎,顾其壶为四方好事者收藏殆尽。”这种追求名壶名作的现象亦可由前述两大名壶的出土档案印证:大彬、鸣远制器早在清初便享有“宫中艳说大彬壶,海外竞求鸣远碟”的美誉,既用“艳说”、“竞求”来形容,可见此器绝非人人可得,卢维祯与蓝国威两人想必也引此自豪。总之,此两大名壶的出土,除了对时大彬、陈鸣远的研究大有裨益外,还应对“此两壶俱出土于朱泥壶最盛出的漳浦”背后所蕴含的意义,进行更深入的茶文化考证。

到了晚清,更有名仕到宜兴订壶,作为往还交际之用,其中最著名的当属“潘壶”。据《阳羡砂壶图考》记载,潘仕成字德,为清道光广东番禺人。先世以盐贾起家,累官至两广盐运使。由于潘氏家传素嗜饮茶,便在宜兴订制专属砂壶,一则自用,一则往还馈赠。潘氏订制的砂壶形制固定,且惯于将印款落于盖沿之上,壶底及他处反而不落款,所用印款均为阳文篆字“潘”印。由于潘氏声名远播,世人乃将此一形制称为“潘壶”。

四、品茶三要,壶必孟臣

所谓“上行下效”,上层社会对茶具的讲究若此,自然带动中下阶层的起而效尤。大彬、鸣远壶是可望不可及的,于是宜兴所产的“紫砂壶”便成了基本的要求。昔时,闽南、潮汕的“茶博士”一般要求工夫茶具必备四宝:“供春、孟臣冲罐、若深瓯(小而薄的白瓷杯)、玉书碾(烧水陶壶)、潮汕烘炉”,其中紫砂壶名列“工夫四宝”之首。清人俞蛟《梦厂杂着·潮嘉风月》:“壶出宜兴者最佳,圆体扁腹,努嘴曲柄,大者可受半升许。”《蝶阶外史》:“壶皆宜兴砂质,龚春、时大彬,不一式。”台湾史志学家连横《茗谈》:“台人品茶,与漳、泉、潮相同……。茗必武夷,壶必孟臣,杯必若深,三者为品茶之要,非此不足以豪,且不足待客。”可见其时风尚之一般。徐珂在《清稗类钞》中有进一步的形容:“闽中盛行工夫茶,粤东亦有之,盖闽之汀漳泉、粤之潮,凡四府也。烹治之法,本诸陆羽茶经而器具更精。炉形如截筒,高约一尺二三寸,以细白泥为之。壶出宜兴者为最佳,圆体扁腹,努嘴曲柄,大者可受半升许……杯小而盘如满月,有以长方瓷盘置一壶四盏者。且有壶小如拳,盏小如胡桃者……,壶盘与盏旧而佳者。”

由于宜兴与闽南距离不近,相对价格亦高,所以并非人人都能求而得之,连宜兴所产紫砂茶罐亦水涨船高。清人郭柏苍《闽产异录》载:“泉漳试工夫茶者,多依陆树声茶谱烹论,其贮茶之小缸以极小之宜兴(所产)为上……今亦难得。”允为一证。

我们无法明确地界定朱泥壶特殊的署款文化是起自何时,但正如王文径馆长所云:“在闽南人的意识中,孟臣即紫砂壶的别称,无论是时大彬款、陈鸣远款的壶,都一概以‘孟臣壶’称之……他(孟臣)占领了闽南的茶室,几乎是淹没了前者和后来者的名字。”一统天下的“孟臣”的确为后人玩赏朱泥古壶时,带来相当程度的困扰。《阳羡砂壶图考》“孟臣制品,浑朴精巧,无不俱备;逸公则长于工巧,而浑朴不逮。”孟臣因其名声大,为后世陶人藉名,成为宜兴朱泥小壶的主要代名词,有趣的是,惠孟臣、惠逸公、张君德、陆思亭诸家俱为清季擅制朱泥器的好手,而张君德、陆思亭则成为特定壶式的代名词,君德壶式广腹稳重,思亭壶式俊秀高雅,各自留名于朱泥陶史。闽南俗谚:“一无名,二思亭,三孟臣,四逸公”。其中无名指的是“供春”(亦谓无款多佳器);思亭排名优于孟臣,有可能是思亭壶式俊挺,伫立茶船之中,有若龙昂首,气韵出众。

清《龙溪县志》记载了当时人们“讲武夷茶,以五月至,至则斗茶。必以大彬之罐,必以若深之杯,必以大壮之炉,扇必以管溪之蒲,盛必以长竹之筐。”又,清道光年间周凯撰《厦门志》:“闽南人品茶习俗好啜茶,器具精,小壶必曰孟公壶,杯必曰若深杯。”从本文先后所引用的几段对工夫茶俗的描述史料中,不约而同地,对壶具不呼其名,不称紫砂壶,不称宜兴壶,而径以“孟臣冲罐”、“大彬之罐”等瓜代。这微妙地透露出闽南人对紫砂名壶的投射心态:既然名家真迹不可得,姑且以之为名,聊可收心理补偿作用。

时至今日,当地人称朱泥壶为“砂罐”或“冲罐”(也许是缘于工夫茶流程中的高冲、淋顶动作),称潮汕以手拉坯仿制的汕头壶为“土罐”或“刷罐”(闽南音,形容汕壶上的化妆土釉特征)。砂罐是得之不易的外来“名产”,土罐是本地自产的“土货”,加上泥料、做工精粗有别,所以壶价贵贱,每逾十数倍;正是这种“市场导向”的作用,它绝对性地左右了当时宜兴朱泥陶人,甚至是潮汕拉坯匠师的署款方式。事实上“名牌投射”的心态古今皆然,例如在台湾,惯称洗碗精为“沙拉脱”,而不管实际上用的是什么熊、什么鸽。实则“沙拉脱”是当年洗碗精市场的先发品牌名称,大家相沿成习,久而久之便成了洗碗精的代名词了。又如台湾至少有超过十余种、四千家廿四小时营业的便利商店,可是人们常是“一以贯之”地通称为“7-11”。明白了这个道理,相信有助于对明清朱泥壶的署款文化释然以对。

五、结语

自来有谓“无款多佳器”,相较于大彬、鸣远的显赫声名,与赝鼎充斥,无款壶反而显得潇洒自在,了无碍。日人奥玄宝所着《茗壶图录》:“壶或有无款而优于无款者,然无款而良者,不及有款而良者。近人往往爱无款者,无他,虑有款之真伪难辨也!”一语道尽古壶玩赏之两难处。其实,朱泥壶虽有名款,但太多的“大彬”、“孟臣”反而等同于无款了。诚所谓:有款求其真,无款求其善也。

一杯茶好喝,是因为茶好人好,不是因为包装上写着“头等奖”;一杯茶不好喝,不论什么原因,也不会因为上头写着“特等奖”而应该好喝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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